1978年9月14日凌晨炒股配资公司，北满的夜风透着寒意，邓小平的专列在陶赖昭车站缓缓停下。站台上看不到仪仗，也没有欢迎横幅，只有李力安匆匆赶来。就在这股热气腾腾的蒸汽声中，一场被他本人称为“点火”的行动走向高潮。
火并非真的火焰，而是打破僵局的信号。邓小平喜欢用这两个字，原因很直接——火起得快，燎得广，还能逼人向前跑。他对李德生笑道：“这里、广州、成都，都得冒点烟。”
东北行的首站是大庆。石油城连日阴雨，泥浆裹着工棚，可钻井架依旧林立。陪同人员递上日程，他摆摆手：“先去井场看看，别让人等。”现场机器轰鸣，钢索拉得山响，工人们抬头行军礼。邓小平盯着转盘的速度，沉吟半晌，只说了五个字：“设备得再换。”语气轻，却像锤子砸在地面。
离开大庆那天，他在车上对陈烈民提了三件事：先进设备、物质奖励、老工人再培训。末了自嘲道：“可别把我当圣人，我只是催催火。”随行干部听得摸不着头绪，却能感到这位老人把“现代化”三字反复掂量。
火种最早撒在南粤。1977年11月，邓小平复出不久，到广州待了九天。珠江两岸破旧而热闹，逃港、缺粮、缺外汇，问题像竹筐里的蟑螂，一掀盖就乱窜。有人汇报：“有的公社规定养三只鸭子算社会主义，五只鸭子就犯资本主义。”邓小平眯眼：“怪事，连鸭子也分成份？根子在政策。”话一出，会议室里没人再提“阶级帽子”，只剩“怎么活”三个字。
他给广东留下两句话：过去好用的土办法能恢复就恢复；能自己解决的事别等中央批。说完便北上，把摊子留给本地干部。有人暗暗叫苦，也有人豁然开朗——城市贸易点活了、乡下自留地松绑了，偷渡的人少了。事实胜过十份文件，这就是第一把火。
第二把火燃在成都。1978年初，他结束缅甸访问回川小住。省里领导拿“包产到组”的材料犹豫再三，终究还是递上去。邓小平翻完报告，扔下一句：“三只鸭子那事儿你们也听过吧？农村同样缺口子。”当晚，四川省委给各地放行，允许副业自留、包干试点。很多人事后回忆，那天像久旱后的闷雷，一响就知道雨快来了。
若说南方两处是探路，东北就是点醒思想的舞台。9月16日，在长春南湖宾馆，他开门见山：“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，思想僵了，手脚就束。”紧接着提毛泽东“实事求是”的老传统，用意很明显：路线不拧正，现代化只是口号。听众里不乏老干部、技术骨干，他们真切体会到这番话不是空洞口号，而是对多年沉疴的外科手术。
17日抵沈阳，李德生等候在司令部简易招待所。两人边喝浓茶边闲聊。邓小平突然把茶杯往桌上一顿：“我是到处点火的，在这儿也要点一下。”李德生一愣，随即明白：军区要为地方建设让路，要为科技更新站台。不多久，“军转民、军民合用”成为沈阳机床、抚顺石化的常用词。
短短两个月内，南北三处“点火”带来三个直观信号：政策可调、试验可搞、思想可松。它们像三支探照灯，把多年封闭、匮乏、惧改革的阴影照得通透。更重要的是，各地干部终于发现——中央不仅允许试，而且鼓励先闯。胆气被点燃，比任何物质奖励都来得猛烈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年五月，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在《光明日报》亮相。文章掀起思想解放大潮，邓小平却身在路上。记者问他看法，他淡淡地说：“讨论得好，我就在实际中再添把火。”这句含糊回应，落到地方就是成千上万亩试验田和车间里的流水线。
紧接着的十月，日本之行为“点火”提供了生动样本。新干线的300公里时速，让随行人员惊叹。他笑称：“就是快，催人跑。”参观日产、松下、新日铁后，他低声嘟囔：“明白现代化是怎么一回事了。”一句话，外人听来简单，实际已定下把国外设备、管理经验请进来的基调。
回国不足两月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。会上形成共识：工作重心必须转向现代化建设。这不是凭空落纸，而是南粤、天府、关东多点着火后的水到渠成。多数与会者心里清楚，如果没有那些试验田，没有对“鸭子”“包产”的较真，会议决议会缺少实感。
1979年夏，广东团队提出设立“特殊区域”，利用港澳资本与技术，加快外向型经济。邓小平沉吟半晌，说：“就叫特区，自己去搞，杀出一条血路。”语气平淡，却意味深长——火苗已成燎原之势。
回望1978年的密集行程，会发现一个隐秘逻辑：每到一地，先听抱怨，再给空间，不包办而是催化。政策不再像铁板一块，而像可燃固体，只要一点火星就会释放能量。所谓“我是到处点火的”，说穿了是激活地方主动性的另外一种表达。
这场点火远非拍脑袋。广州试调进口贸易，成都试破农村禁锢，东北试合军民科技；三种路径互为补充，最终融汇进“改革开放”四个字。此后几年，沿海特区、高原承包、内陆联动接连出现，皆源于那年几次看似随意的“吹一吹”。
“火种”仍在传递。如今回到沈阳李德生旧居，桌上的茶渍印已淡，但一句话被很多干部记在笔记本角落：“别怕点火，关键是别让火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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